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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反腐败工作的几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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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腐败是社会的产物

在我国古代,人们对贪官污吏是十分憎恨的。早在《诗经》中就有这样的诗句:“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宋代包拯说:“贪者,民之贼也。”人们憎恨贪官污吏,原因就在于贪官污吏祸国殃民。

首先,贪官污吏肥了自己,使国家财政亏空。例如,清朝最大的贪官和瞞,曾任军机大臣20年,贪污受贿十分惊人。据《清史稿·和瞞传》记载,在嘉庆皇帝宣布和绅的20条大罪状中,涉及财产罪8条,共计银子22亿两。据《清史稿·食货志》载,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国家全年税收仅5000万两白银。和绅贪污受贿数相当于当时清朝40年的税银收入。

其次,贪官执政,行贿受贿,买卖官职成风,残害忠良,吏治腐败。例如,东汉担任大将军独掌朝政20余年的梁冀,十分贪财。史记“四方调拨,岁时上贡,皆先输上第于冀”,“吏人斋货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再如,明嘉靖年间把持朝政的奸相严嵩极其好利,史记“文武将吏率由贿进”。贪官执政,拉帮结派,狐群狗党,臭气肮脏。

再次,贪官污吏,败坏世风,残害百姓,官逼民反。清嘉庆年间川陕一带白莲教起义活动达10年之久。白莲教首领之一王三槐被捕庭审,有这样一段庭审记录:“俘三槐至京,廷讥时言:‘官逼民反’。”清初思想家唐甄说得好:“百官好利而无耻,国亡。”观中国历朝历代的灭亡,莫不由贪官无耻,官逼民反,农民起义而造成。

中国古代反腐败的做法主要有三条:一靠教化,二靠惩罚,三靠制度监察。

首先,中国古代的圣人贤哲把思想教化放在反腐败的第一位。早在《尚书》中就提出:“任官惟贤才,官不必备,惟其人。”孔子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所以自古以来历代王朝就十分重视对民众和官员进行道德品质教育,向民众和官员灌输“仁、义、礼、智”,“忠、信、诚、勇”,“勤、俭、节、廉”,“公生明,廉生威”等等伦理道德观念。

其次,采用严刑酷法惩治贪官污吏。中国自古以来明君治贪官的主要办法就是以严刑酷法惩贪。《左传》讲:“已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不为忌为贼。夏书曰:‘昏、墨、贼、杀’,臬陶之刑也。”就是说,夏朝贪墨之官是要杀头的。商朝有“三风十愆罪”。三风为巫风、淫风和乱风,收受贿赂的贪官被列在淫风中之“货”罪。《唐律》规定,正七品官受财枉法、违法之赃达月俸禄收入总数一半以上者处极刑。明初规定,凡贪赃在60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剥皮填草,或凌迟处死。令其他官员触目惊心。清朝初年也是严惩贪官。康熙告谕大臣: “凡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观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开国之君采用重刑惩治贪官污吏,确实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使国家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政通人和,蒸蒸日上的活力和景象。

再次,制定和推行监察制度,预防和惩处贪官污吏。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七国,建立起大一统的封建专制的帝国之后,就在中央政权内部设置了与行政机关和军事机关并列的监察机构,分别由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三人掌管。汉丞秦制,改丞相制为三公制,取名为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是为“三公”。秦汉之后,“三公”体制进一步完善。皇帝为了让御史大夫这一监察系统监控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官吏,又能够控制这一监察系统,还在制度和政策上作了一些专门的规定。第一,君权高于所有权力系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各个职能系统各负其职,各尽其责,但最高和最终的决策权惟有皇帝执掌。第二,中央机关,三公并列平行,互不隶属,分管行政、军事、监察,对皇帝一人负责。第三,中央职官与地方职官分离,三公辅佐皇帝治理朝政,却无直接辖土治民之权,郡守县令虽负辖土治民之权,地位、俸禄却远远在中央职官之下。第四,官职与爵位分离,官以授能,爵以酬功。第五,权与位分离。三公之位在一人之下百官之上,俸禄也比百官多得多,但是却无实际政务之权,三公下属的尚书台(例如御史中丞)虽操实权做实事,但地位却远远低于三公。中国古代建立起来的这一套政府体系特别是监察体系,确实是十分完备和精细的,也确实能在平时对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吏进行经常性地监察、考察、提升、惩罚等等方面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保证了封建王朝得以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安宁稳定。

我们通过媒体知道,身为世界头号强国前总统的克林顿曾因绯闻事件闹得沸沸扬扬,险被弹劾;安然公司的财务腐败事件,使美国的出现空前的信用危机;台湾“议会”频频上演的“拳王争霸赛”… …

可见,腐败是世界性的问题,是全世界都存在的一种社会顽疾。自从有了私有制和公共权力以来,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就像瘟疫一样成了人类社会的伴生物和“国际公害”,它并没有明显的地理上、政治上或文化上的差别。正如江泽民同志1995年在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开幕式上的发言中所说:“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里,无论在哪种社会制度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严重地危害着社会和人民。”

腐败纵贯古今,横跨全球,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是星星点点,潜滋暗长;它是一种重症、难症。它的滋生蔓延,有古今中外的各种病因。所以用旧思想来解决腐败现象是难以奏效的。现在必须抓住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这一环节,反腐败才能加大力度,才能令人信服。目前首先是要抑制腐败现象,然后才能根治腐败。就如人生病一样,首先必须找准病因,对症下药,控制病菌扩散,尔后再寻求根治的办法。而治疗的过程,也有多种选择,既可以吃以慢、稳、净被世人称道的中药,也可以吃功效快速的西药。中药,能祛病根,健肌体。西药,虽疗效快,但对一些重症杂病却只能镇痛一时,且多与副作用相伴。这是医学,也是哲学,是时间长与短的辩证,它至少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长病不能短医。

欲速则不达。社会病就要社会治,像煨中药一样。遏制乃至根除腐败现象也要树立长病长医的意识,任何急功近利的做法都是幼稚的。

三、反腐败的艰难与猖獗流行的“关系网”

我们常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一些腐败分子为什么能在一些地区、单位频频得手?为什么如今的贪官会变得越来越胆大妄为、越来越有恃无恐?为什么现在的反腐败会如此艰难?为什么人们对腐败的监督会失去信心?原因自然很多,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种正在盛行着的不良的、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猖獗流行的“四张关系网”:金钱关系网、权力关系网、家族关系网和人情关系网,在削弱、腐蚀、摧垮整个社会监督这种政治行为。因而可以这样说:权力的腐败凭借这“四张关系网”而发展、泛滥,“四张关系网”在腐败的发展中也越来越坚固。

譬如,湖南第一女巨贪蒋艳萍被公审真是大快人心。然而你想到过没有,就是这么一个靠自己肉体、色情发迹的高级娼妓在十年之前就有人状告于她,然而什么用处都没有,不仅告状信落到了她的手中,告状者受到了打击报复,而且状告得越多,她上升的速度就越快,为何?这个蒋艳萍倒是说得很坦然:“我有的是关系。”凭这个关系,她可以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叫嚣:“现在又有人告我的黑状了,告诉你们,那是不自量力。哪儿都有我的人,他们最后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996年广西巨贪李乘龙受贿调查案刚进入取证的关键时刻,就有一个“神秘高层人物”打电话给检察院,要他们立即以当时认定的4﹒5万元结案。如果那样做了,那么李乘龙的1666万元的案就肯定查不了,检察院的一些同志就没有信这个邪,硬将“漏子”捅到了中央高层,“请”来了中央调查组,进行了全封闭的办案,还将李乘龙转移到广东(足见保护李的势力之厉害),才使最后案情大白。

山西绛县那个在短短几年吊打捆绑群众上千人、非法拘禁300余人被人称为“活阎王”的“三盲”(文盲、法盲、流氓)法院副院长姚晓红案件的背后,就充分说明“关系网”在某些地方的猖獗。这个明明是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家伙,凭借“关系网”,竟搞到了大专毕业文凭;这个明明一点法都不懂,原来只是在法院开车的家伙,凭借“关系网”,竟混上了县法院副院长之高位;这个在绛县胡作非为、无法无天、民愤极大的家伙,凭借“关系网”,其罪行居然都能被长期包庇下来不受惩罚;这个恶行、劣迹累累的家伙,凭借“关系网”,居然在1995年被山西省评为“山西省十大新闻人物”,省内的一些新闻报刊将他称为“人民的好法官”;当中央工作组抵达运城,展开对他的劣迹调查时,凭借“关系网”,竟有200多个电话打给他,通风报讯;更有“意思”的是,中央专案组抵达运城时,姚晓红的“关系网”居然敢给中央专案组停电、停水、停电话。

……

的确,被揭露出来的大量的反腐败案件表明,在一些地区、单位中,“关系网”对腐败的形成、发展、维护、巩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今研究反腐败领域中最最时髦的理论是“寻租理论”,不过依我看,权力寻租固然重要,然而比其还为重要的则是:寻求关系、建立关系和维护关系。

那么,当今社会流行的是什么关系网呢?

金钱关系网。它是当代“四张网”盛行的核心。若是说中国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关系网”中人情还起一定的作用的话,到了今天起主导作用的便是金钱,是利益,它是“灵魂”,所以,“金钱关系网”变成了“利益关系网”。没有金钱的支持,那么,基于亲属、战友、同学、老乡等人情而建立起来的关系网就变得非常不牢靠。没有金钱的支持,那么,那种基于利益互补关系而聚合起来的各种资源与权力拥有者的关系体,等于是虚设。有了金钱的支持,就可以使“网外人”变成“网中人”,由“圈外人”变成“圈內人”。金钱是腐败势力形成腐败集团的“粘结剂”,是裹着糖衣的炮弹,它可以在名正言顺的“利益共享”原则的幌子下,轰开“监督者”的灵魂,使一些人乖乖地落入关系网;它是“粘结剂”,可以将不同类型的、不同层次的人“粘”在一起,使他们心甘情愿地为腐败势力效劳;它又是整个关系网的“润滑剂”,可以使“关系网”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协调、润滑。

权力关系网。当今的社会腐败为什么一端就是一窝,一揪就是一串?原因就在于当今的腐败者都是玩弄权术的高手,他们用不着多长的时间就在自己权力体系內编织了权力网。他们用腐败来的利益按照权力的大小、等级的高低进行利益分割,建立了腐败利益的共同体。许多大案要案材料表明,变异了的权力网是腐败的保护伞。越是大的腐败分子,在其相应的权力部门中都有它的“代言人”,有的人无视组织原则,安插自己“信得过”的人,结党营私、安插亲信。一有“风吹草动”,便通风报信,扭紧一股绳,或是群起而攻之,倒打一耙,好人反而变成了坏人,或是运作包括舆论在内的权力机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句话,使监督变得苍白无力。臭名昭著的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刘知炳,就是采用“挤走一批,拉拢一批,提拔一批”的手段,大力培植亲信,组成自己的“铁杆部队”,编织了难以破除的权力关系网。谁都知道,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是很有“权威性的监督部门”,根据记者的透露,有不少“揭露性的采访”,往往是前方采访的记者还没有回京,这些“被采访”的权力者通过权力关系网的运作,竟能使能“管”《焦点访谈》的权力部门来“问问情况”了,最后将准备报导的腐败案件扼杀于摇篮之中。

家族关系网。以直系血亲为基础的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关系网。一般说来,凡是腐败泛滥、猖獗的单位,终会或多或少地、或隐或现地烙上家族关系网的痕迹。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社会,家族势力曾一直是统治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之一,家族文化一直是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力量。所以,只要有机会、有条件,它就会很快地死灰复燃,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出现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苏哈托家族式腐败”。家族关系网在社会腐败的发展中有以下这些“功能”:一是它是腐败发展的“突破口”,许多大案要案往往都是从有权势领导人的家族(尤其是他的夫人)开始的,譬如,有很多人说,被誉为“中国烟王”的褚时健的失败就是败在他的“娘家人”──“马家军”(其夫人马静芬、其妹马静芳和其弟马建华)姐弟身上的,她们太贪了,只要能来钱,不管是什么人(有些行贿者属于“下九流”、“低档次”的,褚时健根本看不上眼的),但是他的老婆都一律是“来者不拒”,即便是那些有权有势领导人的子女来行贿,她也是“铁面无私”,“照收不误”(褚的意思对这些人是“免收”),褚时健的垮台就是从她的妻妹马静芬的被捕开始的;二是出现了许多家族腐败集团和人们最为痛恨的“衙内现象”(如北京陈希同的儿子陈小同、首钢的周北方),这些人仗着父辈的权势,仗着自己年轻、“懂得多、识得广”,因而什么都敢干,什么都敢贪,心更黑,手更辣,更是胆大妄为、无恶不作,对社会的危害更大;三是一旦形成这种带有浓厚宗法性的家族关系网,那么,再要对它进行监督,就会比登天还难。譬如,就是那个褚时健,破获此案真还费了不少劲,首先中纪委直接插了手,没有这一招恐怕还动不了他呢;其次,即使抓他的老婆,也真还动了一番“脑筋”,很多报道中用了“巧捉‘褚夫人’”一词:即设计将“褚夫人”调出玉溪市,然后再将她抓捕归案,为什么?就是因为褚在玉溪的势力、影响太大了,担心抓捕她的事,一旦闹大了,“他们能不能离开玉溪市就成了问题”,足见这个腐败的家族集团的厉害。

人情关系网。过去,社会盛行的是“人治”,因而也就特别讲究“人情”,在某些人眼中,人情比原则、比政策、比法律还重要。如今,每当一个腐败案件发生以后,来自“老部下、老同事、老同学、‘亲爱者’”的人情就不得了,说情者不讲原则、不讲是非、不讲政治、不讲正气,不管他是不是触犯了党纪国法,就是一个劲地写条子、打电话、通关节、走路子。譬如,新疆乌鲁木齐市警方在统一行动,一个早晨共收容了150名“三陪女”,然而还没有到中午,就有上百人前来为“三陪女”说情,说情的电话铃声也响个不停。说情者既有生意人,也有国家干部,有的人“来头”还很大,“关系”还相当硬。由于此风的盛行,不仅造成一些严重的腐败问题不能被及时、完全揭露,或者揭露出的问题不能被及时、认真地查处,而且还助长了一些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使他们感到有靠山,使之更蔑视法纪,胆大妄为,顶风作案,从而诱发更多的腐败问题。由于此风的盛行,还使一些干部群众对反腐败丧失信心。这些人为什么要说情?原因很多。一是确是自己的老部下、“亲爱者”,受人之托,不好意思拒绝;二是自己得了求情者不少好处,难以拒绝;三是本是一伙的,怕“拔出萝卜带出泥”,使自己受牵连,为他说情也是为自己开脱;怕问题揭露后影响自己的形象、政绩,影响自己的仕途。总之,由于说情风的盛行,使“监督者”稍不留心,就掉进人情的泥坑中去。

从本质上说,“四张关系网”就是“腐败网”。金钱是动力、目标;权力是纽带,是依靠,没有它什么都做不了;家族是基础,它最为牢靠;人情(感情、交情、友情、恩情)则是粘滑剂;当然,它最终败于一个法字,带来的必然是身败名裂。

决不要低估这“四张网”的“功能”。它的“流行”,

第一, 使腐败分子的腐败欲望恶性膨胀起来,使腐败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

第二,它大大地加大了社会监督的难度。譬如,由于“关系网”的作用,有的人明明问题比较大,然而就是立案不了,为什么?因为他有强大的“保护伞”,因为在我们的某个制度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对同级管理的干部立案需征求同级党委的意见。因而有些单位的“第一把手”一发现自己的“关系户”(或是所谓的名人、熟人、能人)有问题,就是不表态,借口“要慎重”、“要搞准”,将问题拖着、挂着,让你立案立不起来。还有一些想对腐败进行监督的正直监督者,其监督行为还只是刚刚实施,就被这“四张关系网”牢牢地“套住”了,一点都动弹不得,有的不得不违心地做了“网中人”,有的则被“四张关系网”缠绕于身,最后“窒息而死”。有的人说得好,中国的腐败分子之所以难上审判台,并不是说他们作案有多高明,有多聪明,而在于他们的网织的那么精,那么密!

第三,它恶化了整个社会风气。有一段顺口溜这样说:“办事都得凭关系,有了关系靠关系,没有关系找关系,难找关系买关系,办事一定要找关系,找不到关系就大有关系,找到了关系就没关系。”

为什么当今的社会盛行流行“四张关系网”?原因自然很复杂。不过,我想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万能的金钱论”渗透进了中国传统的“关系本位”。中国社会,诚如梁漱溟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它“既非个体本位,也非团体本位,乃是,中国的社会体系自古以来很大程度上是靠“关系”维系的,而当“金钱”渗透进这个以“关系本位”的社会以后,它就犹如瘟疫那样流行起来了,成为一种难以治理的不良社会风气。

的确,“四张关系网”不破,反腐败也就难以实施。

三、加大治本力度遏制腐败

( 一)要强化自律意识,真正做到“教育使其不为”

从根本上说,任何动物为了生存,都有一种向外界攫取的本能。而人类则有两点不同于动物的地方,一是人类使这种攫取的本能具有了永不满足的特征,二是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动物的攫取一般只为了求食和繁殖后代等生理需要,而人类除起码的生理需要之外,还有多种层次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就一个人来说,正如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罗素所说:“假如有可能,每个人都愿意成为上帝。”

一个人蜕化变质,往往是从思想上的蜕化变质开始的。想不想搞腐败,起作用的是人,是自我。因为权力靠自我行使,监督制约靠自我接受,私欲靠自我调节。自我是内因,是行为的真正动力。而人的行为正确与否又往往取决于人的政治素质。道德则是构成人的政治素质的重要要素,又是行为“内约”的动力。江泽民同志提出党员干部都要讲政治时,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提高思想政治水平,“精神境界提高了,才能真正构筑起拒腐败防变的思想道德长城”,“拒腐防变的思想长堤越坚固,……就越能经得起权力、地位、金钱、美色的考验。”所以必须不断加大教育的力度,重点是加强理想信念、艰苦奋斗和法纪教育,切实提高党员干部特别是管钱管人管物的干部和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水平,使之始终保持政治上的坚定和清醒,道德上的纯洁和高尚,牢固树立勤俭的生活态度,不断提高自律自控能力,努力强化责任意识,防止和抵制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和侵蚀,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常排非分之念,常修为官之道,真正明白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做到管人不徇情,管钱不眼红,管物不贪占。

(二)要减少腐败机会,努力做到“制度使其不能”
反腐败不可能立竿见影,而是要渐进地解决。要采取实用的制度,不断减少党员干部腐败的机会。如要盖十个公章,就可以有十次腐败机会,如果减少盖章机会,则腐败机会也就相应地减少。如果把权力过多地授予一个人,必然发生掌权人的个人权威凌驾于法制权威和组织权威之上的后果。权力过分集中,“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

法制化。国泰于法正,民安于律清。现代经济学认为,制度至关重要;制度是人选择的,是交易的结果。好的制度浑然天成,清晰而精妙,简洁又高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作为国家的基本方略写入宪法。现在的问题是在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度的同时,坚决维护现有法规制度的权威性和不可侵犯性,法令行则国治国兴,法令弛则国乱国衰。要坚决杜绝以情乱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注意防止和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真正做到依法办事、依法执纪、依法行政。

以权制权。健全权力制约机制,防止权力脱轨和异化;实行职权分解,以权力制约权力;组织、法律及社会舆论三者并举,加大对权力获得、权力运行和权力运行后果的制约力度。就是说,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必须受到相应的制约,并对权力进行适当的分解来以权制权。从横向看,一个部门权力的行使,要受到其他部门的监督和制约;从纵向看,权力的行使必须经过若干程度、步骤和环节,每个环节各司其职,相互制约。

责任制。实践证明,分散、削弱党员干部在某一方面的垄断权力,从根本上杜绝“个人说了算”的现象,并建立健全责任制度,明确划分职责权限,严格责任追究,腐败的条件就会减少乃至丧失。现在是有些部门权力过于集中,有些事情个人就可作主,这无形中为那些思想不健康的人创造了以权谋私的条件。比如说,一些管钱的部门和人员手中都有一定的机动费,这本无可厚非。问题是,这些机动费究竟是怎么“机动”的,其他人并不都很清楚,也可能相当一部分机动费成了一些权力部门和人员“感情投资”甚至于以权谋私的“资本”。

监督。要从体制改革入手,改善同级党委领导,强化垂直领导,从根本上解决监督机构的独立监督权问题;要建立完善权力规范,包括法律和道德规范,明确规定监督主体和客体的权力范围以及对违反制度者如何处置等;要进一步健全党内监督,强化职能监督,特别是广泛动员群众及各种社会舆论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对政府官员进行监督,检举揭发各种腐败行为。

货币化。福利待遇变实物为货币化;补助补贴变暗补为薪金化;经费物资变配发为标准化。

公开化。实行办事公开,增强用权行为的透明度,由“暗箱操作”变为“阳光行动”,防止幕后交易,根治“黑箱”作业,公开办事,公平待人,公正决策。办事公开主要是事务公开、政务公开、财务公开乃至党务公开。凡是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凡是能够公开的用权行为,只要不涉及党、国家和军队的机密,都应实行办事公开制度。公开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办事依据、职责、程序、纪律、时限、结果等。要尽快实现工作程序法定化,议事规则制度化,办事行为规范化。

(三)要增加腐败成本,切实做到“法纪使其不敢”

腐败成本是指腐败行为是否受处罚和处罚的程度如何。也就是通过违法违纪所获得的利益与受到惩罚后所要付出的政治、经济代价及人格、道德方面受到的遣责的比例。腐败成本决定着腐败主体的行为趋向。所以说,一个人腐败的动机就在于对自己有好处,甚至可以经济上得到很大的实惠。所以,腐败成本低而“盈利”高,举报概率、立案概率和成案率低而“安全系数大”,使腐败分子不能及时得到惩治,说情风、关系网的干扰,使腐败分子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这些都从客观上强化了腐败的吸引力,这也正是腐败主体实施腐败行为的真正动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段名言:“……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任何人利用公共权力非法为自己或小集团谋私利时,都要冒一定的风险,都要权衡利弊。当社会环境变化使这种行为所冒的风险降低甚至还会带来好处时,腐败之风就会大大滋生和蔓延开来。对腐败分子来说,腐败行为就是一场赌博,其风险性是显而易见的。按照马克思的思想,风险大,参与的人就少,风险小,参与的人就多,尤其是只须冒很小的风险就可能获得很大的利润时,显然就会有一种挡不往的诱惑使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如跑官要官甚至卖官买官。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对腐败之徒,不管其资格多老,地位多高,一旦发现并取得足够的证据,就要使其锒铛入狱,身败名裂,甚至倾家荡产。特别是那些工作时间越久、资格越老、职位越高的人,为自己的腐败行为所付出的代价就应越大,迫使他们必须正视以权谋私将要导致的严重后果。因此,要通过严格执纪、严格执法和严格监督来惩邪扶正,惩恶扬善,惩腐倡廉;要通过对违纪者的公开曝光,教育本人改邪归正,吸取教训,警示他人严以律己,不蹈覆辙。

四、2008中国反腐战略转折

(一)纪委从对问题官员实施“双规”到“请喝茶”的过程,实质上透露出中国反腐策略的调整

2008年,成都市官员最怕的是什么?是收到市纪委官员“请喝茶”的邀请。官员们心里十分清楚──这绝不是去摆“龙门阵”,而是一个信号,它其实就是纪委的口头警告,甚至是纪委调查的开始。

在香港,官员最怕的也是廉政公署的人打电话邀请喝咖啡。这是一个官员即将落马的前兆。

按照成都市纪委、监察局制订出台的《市纪委、监察局与领导干部党风廉政谈话的实施办法》,以后,纪检机关听到对某某官员有什么反映,便会先邀请这位官员“聊聊天”,喝杯茶……

成都市委党校刘益飞教授认为,纪委从对问题官员实施“双规”到“请喝茶”的过程,实质上透露出中国反腐策略的调整──反映了执政党在反腐败斗争当中更加注重斗争的艺术、方法和策略。

请喝茶实质上是先打一针“预防针”,没有问题的官员会受到震慑和教育,悬崖勒马;官员若真的“腐败了”,当然,纪委请他“喝一壶”的也不会是雀巢和龙井。

(二)反腐败结束“摸着石头过河”

事实上,2008年的中国反腐败已经呈现出对事前教育预防、事中查处监督的多重探索。

从浙江省的官员廉政保证金制度到深圳市反腐保廉预防体系的成功试点;从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到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取得新的进展;从《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到《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等法规制度的颁布实施,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正从权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并向纵深发展,逐渐逼近制度和体制的更深处。

中国社科院反腐专家邵道生教授认为,经过2008年的反腐败斗争,以中纪委第三次全会的公报为标志,执政党集中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总结了20余年的反腐经验,已经结束了“摸着石头反腐败”的时代,此后反腐斗争将会任务更实、方向更明、目标更清。

邵道生教授将2008年后的反腐动向概括为“一”、“二”、“三”:

“一”,就是一个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不仅是反腐败的指导思想,还是检验反腐败成果的最终标准和试金石;

“二”,指反腐败的具体内容,借用“两手抓、抓两手”中的“二”字,即用“一只手”来反位高权重的“权力腐败”(大腐败),用“另一只手”来抓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身边腐败”(小腐败);

“三”,是“三位一体”,指“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一指导方针解决了反腐败的方法和途径,对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

制度反腐专家钟岩指出,2008年的反腐败斗争将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制度反腐进一步提速、加力。在反腐败操作中,更注重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相结合,实际上把纪检和组织的功能结合起来,反腐败联合作战能力提高。

其次,查办案件仍是重点。重点集中在两个方面,即领导干部违纪案件的查处和以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为重点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此外,加强办案的强度和力度,将和注重监督结合起来,治本的力度在加大。

(三)中纪委全会透露新信息  

不反腐败就会亡党亡国──这在反腐理论界已经成为共识。观察家认为,党的最高领导者专门从提高执政能力的战略高度,全面阐释惩防腐败与执政兴国的重要关系还是少有的。

1月1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反腐倡廉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

胡锦涛指出,必须深刻认识到,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腐败而削弱,执政能力最容易因腐败而降低,执政地位最容易因腐败而动摇。

“去年9月的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吴官正代表中央纪委常委会所作的《认真贯彻落实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有力保证》的报告,已经从执政能力的角度阐释了提高执政能力与反腐败斗争的关系。中纪委五次全会可以说是将此进一步深化、明确了。”钟岩表示。

此次全会的另一个亮点是,执政党切实解决党风问题,为所有官员划定了政德底线,五类违纪现象成为政德“高压线”,触电的官员将被严惩。

“五不准”明确提出,对官员收受贿赂、跑官要官以及放任纵容配偶、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经商、参与赌博的,触线者要一律先免职,力度不可谓不大。一个变化是,对官员日常生活划定的高压线越来越细,中央高层态度坚决而明确:官员要做人民公仆,不能作威作福。

2008年,全国在治理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收送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以及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违反规定经商办企业等问题上,共纠正超标准配备使用小汽车11528辆;纠正领导干部超标违规住房58.05万平方米,追缴资金1.38亿元;纠正8079名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违反规定兼任企业领导职务的问题;清理出党政领导干部拖欠或利用职权批借给亲友的公款25.06亿元;清理出党政机关违反规定用公款为干部职工购买的商业保险14.64亿元。

2008年,各级纪委还参与特大事故的调查,对216名负有领导责任的县(处)级以上干部严肃追究了责任。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工作得到加强。

(四)反腐败进入战略转折

2008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听取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2008年工作汇报,研究部署2008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同时,审议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2008年新年后,《纲要》由党中央正式颁布实施。《纲要》的颁布实施,可以视为中国反腐败进入一个新的战略阶段的标志。

《纲要》所规划的防治腐败体系,筹划已久,并在浙江、深圳、江苏等地进行了试点。其中深圳市早在2002年就制订了反腐保廉预防体系,并取得了实效。

事实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后,抓紧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成为中纪委此后工作部署的重要内容之一。

惩防体系的建立和完备需要法律的支持。中央纪委一位负责人在2008年11月7日召开的全国纪检监察法规工作会议上指出,在2010年前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体系,是今后一个时期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建设的总体目标。

这一体系大致包括3大法律制度规范和10个法规制度门类,即:关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国家法律法规及其他法律法规中关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规范;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党内法规及其他党内法规中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规范;从中央到基层的党组织、行政机关和其他单位制定的关于反腐倡廉的制度规范。

而在这个体系中,除国家法律体系中关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规范应当由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负责,纪检监察机关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程序提出立法建议之外,其他两部分都应纳入纪检监察机关的责任范围,有的需要纪检监察部门直接起草制定,有的需要会同有关部门共同起草制定,有的需要向党委、政府提出建议由党委、政府制定。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提出,“要通过深化改革,创新制度,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增强干部群众对惩治腐败的信心,更好地形成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合力”,这个观点十分重要。这意味着,纪委的改革是必需的。反腐败也要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解决问题,更进一步完善体制改革。

有关 关于中国反腐败工作的几点看法 的更多资料,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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