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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是和谐社会的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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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腐败是和谐社会的毒药



向现代化的过渡之路布满荆棘与陷阱。如果搞不好,社会动荡、民族分裂、经济凋敝必然会发生,全社会倒退几十年不是没有可能,这当然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产生风险的重要因素是执政党及其官员的腐败。但在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理论家的看法颇有分歧。



  美国大牌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肯定了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在现代化进程中,某种情况下的腐败有利于社会稳定。他认为,如果官僚系统向上升迁的大门敞开着,高层腐败就可能与政治稳定相容,此其一。其二,如果上层官僚是清廉的,下层官僚的腐败则会“直接加强政治体系的稳定性”,因为下层官僚通过捞取钱财获得满足,不再嫉妒上层官僚。第三,如果官员为政党的利益而腐败,例如,以加官进爵来奖赏那些为自己政党捐款的人士,那么,这种腐败则有利于政治发展。美国和英国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亨廷顿的这些论点在中国学术界颇有影响,我们经常听到有人在不同场合发挥这些论点;一部分具有犬儒主义精神的民众也似乎赞成这样的观点。但我对亨廷顿的论点实在不敢恭维。



  第一,如果高层官员中间腐败盛行,官僚系统的大门就不会是敞开的,按照亨廷顿的逻辑,政治体系的稳定性也就谈不上了。腐败集团因其利益所系,为了安全,总是倾向于封锁信息;他们彼此之间更易认同复杂的、较为隐含的身份信息,如世交、同窗或同乡等,这种身份信息易博得相互之间的信任;同时,认同这种信息的成本也较高,排斥其他阶层的作用很强。在一个腐败社会,能力、学历的身份符号已经很难将一个人引入上流社会。这种政治上的封闭性,必然引起受过教育的下层社会子女的不满,甚至会引起军队中下层军官的不满,从而潜伏不稳定因素。



  第二,按照亨廷顿的意见,上层官员的清廉与下层官员的腐败可以同时并存,这在逻辑上很难成立。清廉的上层官员总会受到来自人民中的压力来反腐败,那种腐败的正面作用也就不存在了。下层官员的腐败往往以直接剥夺人民为特征,在信息方面缺乏隐含性,更易引起人民的不满,它的“稳定”作用也就大打折扣了。



  第三,为党派利益而给一些提供政治捐款的人士加官进爵,这在现代西方发达国家也比较普遍,并为大众所接受,事实上已很难说是一种腐败行为。但是,这种做法能否代表政治成熟,或能否促进政治发展,要考虑其他条件,特别是社会对政治家和党派活动的监督程度。一般而论,如果党派之间存在竞争,舆论对政治家和党派活动的监督力度比较强,党派利益与政治发展才可以并行不悖。



  政治腐败是指国家官员利用公职牟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腐败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传统社会,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没有明显区别;这种区别只是现代社会的观念。在传统社会看来合法的东西,在现代社会可能被认为是腐败行为。无疑,这个准则的变化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现代社会结成了复杂的交易体系,社会生活充满了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维持现代社会活力的基本规范是天下平等和以成就与能力取人。而这个原则实现的前提是对能力的判断,但能力大小是一种隐含的信息,除非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来使这个信息显化,任何其他办法将扭曲这个信息。这便是市场机制产生公平与效率的秘密所在。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是权利边界的清晰,特别是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边界的清晰。政治腐败正是在这一点上破坏了市场机制存在的基本条件。进一步推开来说,官员的遴选与评判也有一个信息的显化问题,市场机制在这里虽然帮不了忙,但应该另有一套机制发挥作用,而政治腐败则只会加剧信息的隐匿。



  概言之,政治腐败加剧了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增大了交易成本,破坏了生活的秩序化过程。所以,从根本上说,人们拒绝腐败的政治,是现代社会生活过程所产生的内在的行为规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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